前些日子，一天晚飯后，我在濱江路上偶遇一位四十年前的鄰居大嬸，便喊了她一聲。因為多年不曾相見，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望著我一時沒認出來。我忙說“我是三嬸家孫子”，她立馬驚喜起來，激動地同我聊開了：自己現在過得怎么樣，幾個子女各家現在的景況，大叔何時過世的…… 然后就是一句深深的感嘆：“老早你家那幾個老人真好，特別是你奶奶！”接著就道出了我奶奶的許多“好”來。這她講我聽的聊天持續了好一會兒。這場邂逅自然又引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，對奶奶的思念……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“三嬸”在休寧老城的南街盡人皆知。“南街三嬸”，則在北街、東街和西街，直至海陽鎮機關，都算知名。因為她是街道干部；因為她有人緣，口碑好。“三嬸”之稱，則是隨我爺爺而來的：爺爺在家排行第三；早先伯公、爺爺在街坊鄰里中算是年長者，大家便隨我爸爸喊他們“二伯三爺”，奶奶也就自然是“三嬸”了。
奶奶姓汪名桂卿，娘家是休寧老城南街核桃樹汪家，也算大家閨秀。只因身為女孩，又父母早亡，雖出身書香門第而不曾進過學堂。然而家門的熏陶，仍使她做人的道理可以隨口而出：仁義值千金；做人良心擺當中：要路路栽花，不要路路栽刺；上半夜幫自己想想，下半夜替別人想想…… 這使得奶奶沒有文化而有智慧，有作為；使得她在世時與人為善，過世后使人不忘。
沒有文化的奶奶有擔當，有謀劃，會盤算。
那年月，家里爺爺奶奶和伯公伯婆（爺爺的兄嫂），還有我及堂弟（我叔叔家三個兒子也先后都跟過奶奶）一大家，當家人就是我奶奶。家務上她負責柴米油鹽和管孩子，伯婆負責做飯燒菜。奶奶善于當家理財，量入為出；然而她更重要的擔當，還在于出面與外界打交道辦事情。
1958年，南北街第一次拓寬改造時，將我家那四廂房老屋的兩間下房及兩房之間的通道“削”掉了一半，此后我家就是板門板壁立在大街馬路邊了。板門板壁是用拆除的木地板粗粗釘成的，縫隙不合；日光漏得進，風雨擋不住；夏天熱，冬天冷。到了“文革”第二年，“武斗”的場景氛圍更使我家感受到了板門板壁的不安全。于是在1968年春天，奶奶找到鄰近的縣建筑工程隊，請他們為我家修筑了一座外墻，同時也開了一個像樣的大門。
外墻筑成后，奶奶又盤算起下一件事來了。1970年年底，她捉了一只豬崽來養。到年底殺下來，180多斤。賣掉了一大半——奶奶就用這賣得的錢，給家里安裝了電燈。那個年代，除了機關單位的宿舍外，街道居民家里安裝電燈的，還不多。
那時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，沒有一個中年人；找人施工，買這買那，一切事情都全靠街坊鄰居熱心幫忙一手張羅。奶奶笑臉待人，有禮在先，說話好聽；有事求人，人家哪能不幫她呢！
——之所以如此，更因為沒有文化的奶奶有熱心，肯幫人。
那時我家的鄰居多為農家，孩子多，生活困苦，吃的穿的能馬馬虎虎到口上身，就算不錯了。我家雖談不上富有，但畢竟是“居民戶”，日子相對好過多了。我小時候印象很深的，就是周邊四鄰經常到我家里來借東西：家里有一桿能稱一百來斤的大秤，人家三天兩頭來借：家里有一些菜盤子，人家辦喜事喪事也會來借。其中我印象極深的，是隔壁人家結婚，把我家堂前的自鳴鐘借去裝門面，放了三天。還有人家，逢年過節或要辦什么事，一時緊手，也會找我奶奶借幾塊錢來應一下急。我小時候，奶奶每年都給我做一身新衣裳，那些舊的或半新不舊的，都隨鄰居拿去。
沒有文化的奶奶，很有新思想。
新社會婦女翻身得解放，讓她感念不已，因而她參加歷次政治運動都表現積極。我父親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遙遠的北疆內蒙去工作；我叔叔1956年在休寧中學高中畢業，被保送到離家千萬里的西安**電信工程學院去深造，她都抹著眼淚送上征程。這樣一來，奶奶也就被視作“積極分子”，成了街道居委會干部了。說來有件趣事，我至今記得。大約是在“文革”之初的1966年年底，我跟奶奶照過這樣一張相：奶奶胸前戴著毛主席像章，左臂套著“造反派”紅袖章，微微側身坐著；我則穿戴一套嶄新的草綠色“軍衣軍帽”，當然胸前也是毛主席像章，站在奶奶跟前，左手還搭在奶奶的左膝上。奶奶神情嚴肅，我則笑得開懷。……時過境遷再加觀賞，自然感懷大笑難抑！
沒有文化的奶奶，做人自有她的原則、膽量和氣魄。
她身為街道干部，但從不惡聲惡氣對待那些“戴帽子”的“四類分子”。她對這些人，開會時“打倒”、“批判”是一回事，私下里面對面又是另一回事；從來不怕別人說她“老好人”，“立場不穩”。記得有一回，街道上剛剛開會批斗一位“四類分子”，會后責令其掃大街。當她掃到我家門前時，奶奶悄悄地叫她一聲，招招手讓她進來，關切地問起她臥病在床的母親病情如何，并說了不少寬慰的話，鼓勵她“好好表現，早點摘帽”；末了還拉起她的手，塞一包紅糖到她手心里。
還有一件事，令我多年以來感觸深切。奶奶有一位堂兄，我喊他“老舅公”。老人家早年是武漢一家公私合營商店的私方人員，年齡大了就回到了休寧，住在核桃樹汪家老宅里，靠分紅養老。1966年公私合營到期，分紅沒有了。老舅公夫妻無兒無女，斷了生活來源，就只好靠變賣家產度日。汪家畢竟戶頭多，家產有限，老兩口度日之艱難不難想象。老舅婆原本是舊式的足不出戶的女人，到了這個份上，也就只好三天兩頭到自家菜園里拔一籃子菜上街去賣。我在自家門口時常看見她臂彎里挽著菜籃子，上面放著一根小桿秤，微低著頭，小腳碎步從馬路對面走過。然而老舅公偏偏又“不省事”：“文革”爆發后，因“妄言”評點時局而成了“反革命分子”，經常被押著到處接受批斗……
到了1972年夏天，某日夜間，老舅公突然中風，在家中的一張破涼床上躺了幾天后去世。——這時候，老舅婆口袋里就只剩下一角錢了！后事只得由奶奶出面料理：找人托人，下些板門板壁，拼拼湊湊釘起一口“棺材”。當時老舅公兩口住在老宅的最里一間“三間屋”，外面的“四合屋”、“三間屋”以及大廳、廂屋、偏廳，住的全是“經租”房客。到了老舅公要“出門”時，一些房客以他是“戴帽子”的人為由，嚷著不讓靈柩從正門出去。這時，站在天井下的奶奶大手一揮：“哪有這個道理！正里正經的汪家人，死了還不能走正門！今天就一定要走正門抬出去！”話語在理，擲地有聲，房客四散。事后也沒聽說有誰去哪里告狀“三嬸包庇反革命”。
那個送葬的場景之凄涼，我至今記憶猶深：那天下午，“棺材”用板車拉著從巷里出來，后面跟著的，除了做事的三四個人，親屬就只有我奶奶孤零零一人；花圈更是無影，背后日光殘照……
送走了老舅公，如何使老舅婆“有口飯吃”又成了奶奶的當務之急。她就又讓爺爺代寫申請，然后就是跑海陽鎮，跑派出所，到處奔忙為老舅婆爭得“五保戶”身份，使其余生有得著落。三年后老舅婆去世時，喪事就不同于老舅公了，是由街道居委會辦理的。
……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。
沒有文化的奶奶，卻能夠有如此的擔當和作為，不能不使人敬仰追思。
奶奶離別這個世界已經整整三十年了，然而至今一些老街坊見了我總還會提起她，念念不忘。
我也還記得，沒有文化的奶奶，曾經引起不少有文化的人異口同聲的感嘆：你奶奶要是有點文化，那更是一個不得了的人！
多少年來，我想起奶奶就會想起這句話。它常使我思之量之，心緒難平……
